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罢，并未怪罪赵复，也不强迫他入仕蒙古。[87]“金莲川幕府”的形成，是忽必烈主动吸收汉法，并与中原士大夫实行政治联合的良好开端，在一定程度上也密切了忽必烈和汉地世侯的联系。从长远看，它又为元帝国的建立提供了必要的政策方略、社会支持和官员准备。[87]经略漠南蒙哥即汗位之初，忽必烈以皇太弟日侍圣驾，开始进入汗廷决策圈。他根据藩邸谋臣刘秉忠、张文谦等人的谋划，论奏时务之急，替汗兄出谋划策。对忽必烈的上奏，蒙哥大率言听计从。不久后，为让忽必烈替自己执掌漠南军政大权，以对付窝阔台系、察合台系诸王，蒙哥降诏∶“凡军民在赤老温山南者”，听忽必烈统辖领治。随后，忽必烈采纳了姚枢的建议，请求只掌漠南军事，不领民政，从而在一段时间内避免了兄弟间的猜嫌。[87][90]襄助忽必烈成就霸业的刘秉忠忽必烈仅掌军事以后，仍关注漠南的民事刑法。当时，蒙哥新任用的燕京等处断事官牙鲁瓦赤、不只儿负责管辖漠南汉地的财赋司法。二人随意诛戮民众，招来忽必烈严厉的指斥[89]。他后来征大理途经六盘山时，许多赶来晋见的地方官大多是向忽必烈请求开恩庇护的，只有延安路（治今陕西延安）兵马使袁湘面陈本路军户困乏之弊以及相应革除的办法。忽必烈一面采纳袁湘的意见并加以赞赏，一面训戒其他官吏言私不言公的做法。巩昌总帅汪德臣禀告新城益昌赋税徭役免除事宜的请求，也得到他的批准。总之，总领漠南的忽必烈借此机会在陕甘一带留下了体恤百姓疾苦和秉公不徇私的美名。[87]元宪宗三年（1253年），蒙哥分赏诸王，允许忽必烈自择南京（汴梁）、京兆（今陕西西安附近）中的一地，忽必烈采纳姚枢的建议，选择了京兆。元宪宗六年（1256年），蒙哥又以京兆户口过少，特意为忽必烈增封怀庆路孟州（今河南焦作）。至此忽必烈拥有封户四万五千余户，是为蒙哥统治时期获得汉地食邑封户最多的宗王。[97]忽必烈以便宜之权治理河南、关中，设立河南经略司，后更相继设置宣抚司、从宜所、行部等，负责其京兆分地和陕西地区的统辖管理。在封地中，忽必烈延续此前的政策，任用部分中原士大夫，兴立屯田，兴复吏治，恢复农业，建立学校，使关陇地区的吏治有了明显的进步。忽必烈运用汉法的成功治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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