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7/11)

这样大规模的涉及志怪作品的编撰活动,自然会影响到志怪作品的创作,2对鬼神的信仰。这是影响志怪作品发展的直接原因。正如鲁迅指出:“宋代虽云崇儒,并容释道,而信仰本根,夙在巫鬼,故徐铉吴淑而后,仍多变怪谶应之谈”;3宋统治者的信道。例如宋徽宗就是一位笃信神仙道士的皇帝,他自号“道君”,在他的影响下,天下大奉道法。再如南宋的高宗赵构,也是一位爱好神仙幻诞之书的国君。由于统治者的信奉神道,必然影响到当时的世风。志怪之作应这种世风而有复升也是必然的。与宋直接对峙的金以及宋金之后的元,留下来的志怪作品不多。今天能够见到的主要有金元好问的《续夷坚志》、无名氏的《湖海新闻夷坚续志》、元林坤的《诚斋杂记》(志怪占一都分)等,志怪作品到了明清出现了文人创作的高潮,造成了志怪小说的第二个繁盛时期。这个时期的志怪作品多为文人在所见所闻材料基础上的艺术加工之作,这些作品典型性较强,思想内容也较丰富深刻,艺术性也较高,是具有高度审美价值的志怪之作。正是因为这时期的志怪作品具有高度的典型性、艺术性和审美意义,所以才形成了与当时长篇世情小说并盛的艺术珍品。如果说这一时期出现了长篇世情小说的高峰,那么同样也可以说这一时期也出现了短篇志怪小说的高峰,长篇世情小说高峰的代表作为《红楼梦》,短篇志怪小说高峰的代表作为《聊斋志异》。称这一时期为志怪小说与世情小说并盛的时期,还有另一重要原因,那便是长篇志怪作品的出现。吴承恩的《西游记》,许仲琳的《封神演义》,就是长篇志怪的代表作明清作为志怪作品第二个繁盛时期,留下的遗产颇多。明代以志怪为主体的短篇集,有闵文振的《涉异志》、陆粲的《庚巳编》、李濂的《汴京知异记》;此外,张瀚的《松窗梦语》、何良俊的《语林》、瞿佑的《剪灯新话》、李昌棋的《剪灯余话》、邵景詹的《觅灯因话》等笔记体、传纪体著作中,也不乏志怪之篇。实际这些作品都是记事、纪异、志怪的综合之作。清代的志怪短篇,除了堪称志怪之冠的蒲松龄的《即斋志异》外,尚有纪昀的《阅微草堂笔记》(二十四卷)、袁枚的《子不语》(又名《新齐谐》,二十四卷,续十卷)、沈起风的《谐铎》(十卷)、满洲和邦额的《夜谭随录》(十二卷)、满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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