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之九百五(19/23)

后抵捂，先生至成都之年月不可考。其后，先生寄题草堂云：“经营上元始，断手宝应年。”然则先生之来成都，殆上元之初乎！严武入朝，先生送武至巴西，遂如梓州，蜀乱乃之阆州，将游荆楚。会武再镇两川，先生乃自阆州挈妻子归草堂。武辟先生为参谋。武卒，蜀又乱，先生去之东川，移居夔州，遂下荆湖，沅湘，上衡山，卒于耒阳。先生以诗鸣于唐，凡出处去就，动息劳佚，悲欢忧乐，忠愤感激，好贤恶恶，一见于诗。读之可以知其世，学士大夫谓之“诗史。其所游历，好事者随处刻其诗于石，及至成都则阙然。先生之故居，松竹荒凉，略不可记。今丞相吕公镇成都，复作草堂于先生之旧址，绘先生之像于其上。宗愈假符于此，乃录先生之诗，刻石置于草堂之壁间，先生虽去此，而其诗之意有在于是者，亦附其后。庶几好事者，于以考先生去来之迹云。元庚午，资政殿学士中大夫知成都军府事胡宗愈序。

    【东观余论】

    《杜子美诗笔次序辨》董君新序，称甫为《淑妃皇父碑》在开元二十三年，最少作也。予案是年，甫才二十四岁，宜为少作，然案碑文，妃卒、葬皆在二十年。然此碑乃其子婿郑潜耀令甫作，未必在是年。碑末云：“甫忝郑庄之宾客，游窦主之园林。以白头之嵇阮岂独步于崔蔡，野老何知，斯文见托。”若其葬年所作，岂得序称白头嵇阮与野老何知哉！及其铭曰：“日居月诸，丘垅荆杞。列树拱矣，丰岂缺然。”则其立碑盖在葬后六年，非甫年二十四，当开元二十三年皇甫葬时所作也。盖董君不考立碑年，但考其葬年，故误尔。董君新序称：永泰元年，严武移山南，崔旰乱，甫避秦川，定后还成都，即浮江东，欲适吴楚。按武卒于成都，故有《哭仆射诗》，则武未尝移镇山南也。又有《将适吴楚留别章使君》，当在武未再尹成都之前，非崔旰乱之后，此二事舛讹。又至迎家，后收京，扈从还长安。董于归，便言移华州，漏还京一节。王原叔集杜诗古诗，甫《与章梓州诗》，及《游惠义寺》等，皆武初尹之前，律诗则在初尹之后，二者必有一误。据王序、武归朝廷，甫浮游左蜀，往来非一，则律诗所序是也。古诗《田父美严中丞》一篇，次序误矣。原叔以召补京兆功曹不赴，欲如荆楚，在严公初尹前，非是盖律诗《寄巴州》注云：时甫除功曹在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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