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隋唐五代(33/57)

是发牢骚而已，还能描写实际的人生苦痛，社会利弊，政府得失。这种体裁最合于当时的需要，故元白诸人对于杜甫真是十分崇拜，公然宣言李杜虽然齐名，但杜甫远非李白所能比肩。元稹说：

    ……至于子美，盖所谓上薄风骚，下该沈宋，言夺苏李，气吞曹刘，掩颜谢之孤高，杂徐庾之流丽，尽得古今之体势，而兼人人之所独专矣。……能所不能，无可不可，则诗人以来，未有如子美者。……（《杜甫墓志铭序》）

    这还是大体从诗的形式上立论，虽然崇拜到极点，却不曾指出杜甫的真正伟大之处。白居易说的话便更明白了。他指出李白的诗，“索其风雅比兴，十无一焉”；而杜甫的诗之中，有十之三四是实写人生或讽刺时政的；如“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一类的话，李白便不能说，这才是李杜优劣的真正区别。当时的文人韩愈曾作诗道：

    李杜文章在，光焰万丈长。

    不知群儿愚，那用故谤伤！

    蚍蜉撼大树，可笑不自量。

    有人说，这诗是讥刺元稹的李杜优劣论的。这话大概没有根据。韩愈的诗只是借李杜来替自己发牢骚，与元白的文学批评没有关系。

    元白发愤要做一种有意的文学革新运动，其原因不出于上述的两点：一面是他们不满意于当时的政治状况，一面是他们受了杜甫的绝大影响。老杜只是忍不住要说老实话，还没有什么文学主张。元白不但忍不住要说老实话，还提出他们所以要说老实话的理由，这便成了他们的文学主张了。白居易说：

    仆常痛诗道崩坏，忽忽愤（《长庆集》作“惯”）发，或食辍哺，夜辍寝（此依《长庆集》），不量才力，欲扶起之。

    这便是有意要做文学改革。他又说：

    自登朝来，年齿渐长，阅事渐多。每与人言，多询时务；每读书史，多求理道。（唐高宗名治，故唐人书讳“治”字，多改为“理”字。此处之“理道”即“治道”；上文元氏《叙诗》书的“理务因人”，“理乱萌渐”，皆与此同。）始知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与元九书》）

    最末十四个字便是元白的文学主张。这就是说，文学是为人生作的，不是无所为的，是为救人救世作的。白居易自己又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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